匈奴 东胡 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

二、东胡——鲜卑和契丹的人种　　东胡的人种学材料，现时发现的很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曾于《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赤峰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研究》的文章，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遗存的人骨进行过研究。文中说，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头骨，是偏长的中颅型、颅高较高，为高颅型和正颅型，面宽较窄，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北人头骨比较接近。而在鼻型和面部扁平度上有些接近北亚蒙古人种。后一特征在女性头骨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头骨测量比较，这些头骨和现代通古斯头骨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潘其风、韩康信二扬学者曾根据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苏木（乡）和扎赉诺尔两地及巴林左旗南扬家营子的古墓出土的颅骨材料（20）进行测量，并作了一些比较研究，从人类体质特征方面探索鲜卑的人种类型。据参加发掘或清理、调查上述三处墓葬的学者说，这三处墓葬的时代大致都相当于东汉时期（但年代略有早、晚之分）。墓中出土的遗物都以游牧民族的遗迹为主，在文化内涵上也反映出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潘、韩经过详细研究之后说，完工、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三组颅骨的体质特征，在大人种方面都应归入蒙古人种范围，并且与现代亚洲蒙古人各分支中的西伯利亚（北亚）、北极和东亚蒙古人种分别有程度不同的接近关系。完工组显出与北极蒙古人种相似的成分居多，可能还含有一些西伯利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组主要是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某些个体上反映出较强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同时也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还杂有一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南杨家营子组的情况同扎赉诺尔组有些相似，但在该组所见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则更为明显。总的说来，完工组与扎赉诺尔组的面部形态特征比较接近，而两者的差异仅仅主要表现在头型和颅宽，即完工组独具长颅和狭颅，最大颧宽也较大。南杨家营子组与扎赉诺尔组相近的项目较多，只是南杨家营子组低颅型的出现率略高，头高的绝对值也更小，颧宽较狭，面部更为扁平。南杨家营子与完工组之间的差异比较大。　　关于上述三批颅骨的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属于鲜卑（翦伯赞、马长寿、宿白三位老一辈的学者均主此说）；二是认为非属鲜卑，乃是属于 匈奴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中主此说）；三是认为不论鲜卑说或匈奴说都论据不足（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主此说）。　　我个人认为，匈奴人不属于蒙古种，而是属于突厥种，上文业已论证。故完工等处三批人骨虽有若干接近或类似匈奴人种的性状，但也不能因此便认定为匈奴的人骨。因为原先活动在辽东、后来占领了漠北匈奴故地的东部鲜卑人，曾于东汉时期（公元91年以后）吸收了数十万匈奴人的加入，并与他们通婚，二族间发生较多的混血，后来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又长期混杂，因而在鲜卑（不论是东部鲜卑抑是拓跋鲜卑）的人骨中出现匈奴人骨的性状，是很自然的。正如学者朱泓在《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一文中所推测的那样：“完工组所体现的以北极蒙古人种为主要体质因素的特点，可能代表了拓跋鲜卑祖先类型的特征，而扎赉诺尔居民中种系成分的复杂性，表现了他们很可能是鲜卑、 匈奴 两族混血的产物，抑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本身就可能是‘自号鲜卑’的匈奴族成员。”此说值得参考。　　其次，完工等处三批人骨都没有发现匈奴人所具备的显著的深目、高鼻、多须等人种特征，这就可以否定这三批人骨属于匈奴人骨的说法。反之，完工等处三批人骨的颅型、鼻型和面型等形状却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的人骨大体上相合（或接近），这就可以推断完工等处三批人骨的人种学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类型的人种学遗存基因是一脉相承的（“遗存基因”为区别人种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遗存基因一直影响到东胡族系的鲜卑后裔。故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在《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一文(21)中，断言原来属于辽东慕容鲜卑、后在西迁至青海的吐谷浑人亦为属于蒙古语系（语族）的人种。　　第三，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土的年代既在东汉时期，其时匈奴业已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早已入塞，北匈奴主力不久也西迁中亚。当时留在漠北的尚有数十万匈奴人无所统属，都全部跑到辽东加入了鲜卑，此后逐渐鲜卑化，成为鲜卑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鲜卑完全融合为一体了(22)。故说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自东汉时期的匈奴人，这就与史书记载匈奴人的事迹和活动地区不大符合。　　第四，考陈巴尔虎旗在今伊敏河下游、海拉尔市北部，扎赉诺尔在陈巴尔虎旗之西。经考古资料证明，这些地区都是拓跋鲜卑的祖先从大鲜卑山向西南移徙时所经的路线(23)。巴林左旗在西拉木伦河西北、阿鲁科尔沁旗之西，其地正在乌桓族驻牧地乌桓山的周围；而鲜卑族驻地的鲜卑山则在科在中旗之西，与在大兴安岭北簏的大鲜卑山仅隔岭相望（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南麓）(24)。故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土的地方，都是属于当年拓跋鲜卑或东部鲜卑的活动范围。因此不论这三批人骨是属于拓跋鲜卑或是东部鲜卑，总之都是鲜卑族的人骨。而东汉时期 匈奴 人却没有在上述地区作过较多的停留，因为前、后《汉书》的《匈奴传》都明确记载，匈奴自西汉时被汉武帝多次击败后，不仅“漠南无王庭”，统治中心日益西移，东部地区的匈奴人口也随着西去；北自今伊敏河下游，南至西拉木伦河一带早已尽为乌桓鲜卑人独霸的天下。故说上述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现在东汉时期，那末在时间上和地域上都不可能是匈奴的人骨。　　契丹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故研究契丹的人种，对于进一步了解东胡——鲜卑的人种有重大的意义。1981年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代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一具女尸（M[,6]墓）和一具男尸（M[,3]墓），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实物数据。　　据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学者邵福根对这具M[,6]墓出土的契丹女尸的体质形态进行了多项目的详细比较研究之后说：在17项比较项目中，有8项在南亚蒙古人种的范围之内或互相接近；有7项则在东亚蒙古人种范围或接近。因此，女尸头骨的特征基本上属于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年龄估计在30—35岁(25)。　　对于M[,3]号墓出土的契丹男性尸体，北京自然博物馆另一位人类学学者时墨庄也在做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后说：从葬具、葬式观察，这具男尸显为契丹的中上层贵族，年龄在40岁左右；从他的颅形、鼻形及铲状门齿等人骨特征观察，无疑地应列入蒙古大人种之内。　　随后，时氏又从人骨的多种项目与鲜卑男性人骨比较，继续说：通过这一比较可以看出，M[，3]墓人骨与其它几处鲜卑人骨有许多相近似的特征，特别是与东汉古墓中与鲜卑族有关的南阳家营子人骨最为接近，而南阳家营子所属巴林左旗，正是契丹族兴起后第一个京都（即上京临潢府）的所在地。这进一步说明契丹族祖先在体质上与东汉时期鲜卑古墓的人骨有着更多的联系。至于其间的差异，则可能是由于契丹族后来不断向南发展，因与当时其它邻近民族互相融合的结果。此外，时氏还以M[,3]人骨与近代蒙古族人骨比较，认为契丹族的后裔可能与该地生活的蒙古族人有关，故其后裔须从近代蒙古族中去寻找(26)。　　最后，北京自然博物馆还有一位人类学学者张守祥，他对M[,6]和M[,3]两墓出土的契丹女尸和男尸进行了人骨生前面貌的复原工作之后说：从头骨复原面貌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它的唯一客观基础就是头骨，面貌的一切特征都是对头骨分析研究的结果。如今通过对契丹人头骨复原出来的头像，都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即脸部比较扁宽，颧骨较高而且横突，鼻梁较低，两眼之间距离较大。这样就进一步证实了种属鉴定的正确。此外，男性复原像还具有现代蒙古人的显著特点，这就为研究契丹族后裔提供了证据(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