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东海岸，危崖壁立千仞，紧紧逼临着蔚蓝色的太平洋，一条狭窄的山路在悬崖上曲折前进。这条风光奇险的山路就是连接台湾省宜兰县苏澳镇至花莲的苏花公路。苏花公路清水断崖北起和平溪、南至立雾溪，全长约21公里，是一段高出海面约200－1300米间的断层崖壁，依山傍海垂直又陡峭，苏花公路盘旋其间，名列台湾八大景之一。

        我没有到过台湾，施秉县苗学研究会的潘家相会长最近携夫人跑到那里去来，他到了苏花公路的一处叫“苏澳道”的地方，看到了立於清同治13年（1874年）的石碑，他说，看了那碑之后才知道，台湾最美的苏花公路居然是自己家乡的人罗大春最早修建的，他为此兴奋不已。他把从碑刻上抄下了碑文，碑文如下：

        大清同治十三年夏六月丙戍，福建陸路提督黔中羅大春欽奉諭旨巡防臺朔，開禁撫番。秋七月癸丑，師次蘇澳；八月辛未，達大南澳。初臺澎道江右夏獻綸以千人伐木通道，自蘇澳及東澳；七月戊午，還郡。東澳以往萬 山茸然，恒古未薙；兇番伏戎，大為民害。大春徵募濟師斧之、斤之，階之、級之，碉之、堡之；又從而以番說番，招撫之。於戲！軍士縋幽鑿險、宿瘴食雱，疫癘不、以闢。 朝廷威福也，將校用命也，不可不紀。囑幕次三衢范應祥撰文，三山應道本書丹，龍眠方宗亮、齊安高士俊選石，勒諸大南澳道左。黔中馮安國監造。

        之后，我在《国学导航》网站上找到了台湾文献丛刊之《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后来，我又读到了罗大春所撰《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倭兵纪事》等资，阅读了相关内容，由此证实了他的说法，原来台湾的开发居然与千里之外的贵州施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罗大春，原名罗大经，字景山，贵州省施秉县偏桥镇施家冲人，官至从一品。道光十三年（1833年）出生于施秉县的施家冲（现城关镇南门村）。凭借过人的勇敢和机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建奇功。被清廷授予“冲勇巴图鲁”称号，被晚清国学大师俞樾（章太炎的老师、俞平伯的祖父）誉为晚清“中兴名将”。他十七岁当兵，二十七岁任参将，二十八岁任总兵，四十一岁担任福建陆路提督、福建船政轮船统领、代理福建水师提督，曾在台湾“开山抚番”，四十六岁任湖南提督。光绪十六年（1890年）病逝在福建建宁总兵任上，终年58岁。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可就是这样一个邻居小兄弟则是一个不厚道的家伙。上中学时，我们就读到戚继光抗倭故事，后来又读到抗日战争，从明永乐到嘉靖，又从清初到民国，这条小虫子总是想吞噬中华这条大龙，即便是自不量力。

        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积极向海外侵略扩张，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海道要冲的台湾虎视眈眈，妄想据为己有。同治十年(1871年)，琉球国一渔船遇飓风漂流至台湾，与当地高山族原住民发生冲突，琉球国渔民被“牡丹社”高山族住民误杀。日本遂以此为借口，趁机于1874年5月出兵3000多人悍然侵略台湾，在恒春港登陆。这就是发生在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同治帝接到奏报后，即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赴台处理日本侵台事件，并筹划和部署台湾防务。为此，他一方面调兵遣将布防。于1874年8月，从大陆抽调用洋枪装备的淮军武毅“铭”字军十三营6500多人运抵台湾；10月，又调遣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率军700多人和从广东招募的粤军约2000多人到达台湾东海岸，设防于凤山、东港、枋寮、苏澳一带；并雇用西方洋将协助操练清军陆营洋枪队，训练各轮船水师，派洋人日意格到欧洲采购铁甲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到了1874年10月，各路援兵抵台。此时，日方看到中方决心抗日，不敢轻举妄动，加上日军水土不服，死病无数，又迫于国际社会舆论的压力，日方不得不与清政府进行谈判。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在美、英、法等国的“斡旋”下，清政府派恭亲王奕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规定中国赔款白银五十万两；放弃对琉球国的宗主权；日军退出台湾。1875年，日本迫令琉球国断绝自1372年（明洪武十五年）同中国建立的宗藩关系。到了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趁清政府与沙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机，出兵占领琉球，废琉球国王，改琉球为日本冲绳县，这是后话。

        “牡丹社事件”的发生，清政府治台政策有了重大转变，这成为罗大春赴台最直接原因。罗大春赴台还有一个很深的背景就是他与湘军的密切关系。罗大春早年从军于湘军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深得湘军重要人物左宗棠的赏识。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同治四年罗大春随同左宗棠入闽，同年六月二十日被推举为漳州镇总兵，同治五年（1866年）底，再次以“久经行阵，谋勇兼优，才识出众”被推举为福建陆路提督。同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开展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推荐林则徐女婿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同治十二年（1873年）沈葆桢等人推荐罗大春为福建水师提督。次年，即发生“牡丹社事件”后。罗大春赴台，主要负责驻防台湾北部苏澳，以防止日军在台湾的侵略扩大化。

        罗大春在台湾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其史事最详细的记载莫过于他本人所写的《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这一珍贵的史料由庞百胜先生于1965年至1966年间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发现的，后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以台湾文献丛刊第308种编印得以公诸于世。根据罗大春日记记载，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二十二日抵达台湾安平（今台南），到次年八月初三离开苏澳止，在台湾的时间只有一年零一个多月。罗大春在台的这段时间，是其军旅生涯的一大亮点，也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罗大春抵台南后，在此作短暂停留，七月初一即从台南出发，经过十三天的跋涉到达台湾东北部苏澳驻地，接替夏献纶掌管台湾北部防务及“开山抚番”事务。此时台湾东北部的情况是，自从1812年清政府在噶玛兰置厅后，宜兰地区虽纳入台湾地方政府管辖，但苏澳以南直到花莲、台东一带因为高山大海阻隔，再加上泰雅族群猎首频繁，鲜与外界联系，尚处未开发状态。这一片地区也正是台湾北部海防的真空地带，必须加强海防。罗大春到达苏澳后，即作安排部署，全身心投入“开山抚番”中，历经四个月时间，一条“可舆、可马”的沿海山路开通。该路北起苏澳，经东澳、大南澳、大浊水、大清水、新城至花莲为止，共计二百余里。尔后，自花莲到秀姑峦的山路刚刚动工，罗大春因病离开，其未竟之业由另一个贵州人福建福宁总兵宋奎五承接继之。以今天的眼光看，台湾苏花公路由贵州施秉人罗大春组织人兴修，又由另外一个贵州人福建福宁总兵宋奎五承接继之，说明，苏澳至花莲这条路与贵州有不解之缘。

        当时台湾还属“番地”，在加强台湾海防时必须注意“开山抚番”。在道路的开凿过程中，罗大春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进行，在沿途险要地段均修筑碉堡炮台驻扎军队严加防守，以兵护路，使其成为海防屏障，填补此地海防真空，从而大大提高台湾东北部沿海防御能力。当然，沿途驻扎军队，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各激励士武，首尾联络，以护卫开路。”保障开路工程人员的安全，使其不受当地少数民族的袭扰。

        台湾海防主要是北部和东部，所以必须注重线路的选择。北路的开山实际上都是沿海岸线进行，作出这样的选择除上述海防战略需要的考虑外，再就是为节省开支和便于施工，因为这条线路距离最短，工程量相对于走内陆也要小得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修建苏花公路时，基本上也是沿这条线路进行，由此可见当年罗大春在线路选择上的远见卓识。

        当然这条路线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泰雅、太鲁阁族群主要分布在台湾东北部山区，因有文面习俗，而被称为“王字番”，又因最盛行猎首习俗而素有“悍番、凶番”之称。罗大春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额刺‘王’字之番，更以杀人为豪。其俗得一头颅，方能得妇。处事不论情理，以得级之多寡为曲直。故时挟标枪，伏莽狙击，中则割其首，吮血刮肉而去。兵勇、樵夫被其刺杀者，不时而有。”可见，他所主持的台湾北路“开山抚番”可谓困难重重，这些困难既有来自修筑山路所必然遇到的架桥辟山之艰巨，也有来自粮饷接继不及、内部人手不足以及瘴疠肆虐的困扰，更有来自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挠袭扰等，其所历经的艰难困苦可以说是常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在“抚番”方面，罗大春采取“恩威并济”的办法来对待当地少数民族。当时苏澳、花莲至台东一带的少数民族支系众多，除有泰雅族群外，还有太鲁阁、加礼宛、阿美等族群，各个族群因为传统文化的差异，对待清军的态度也不一样。总的来说，泰雅族群和太鲁阁族群与清军的冲突较多，因而罗大春对这部分族群多采取的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办法加以应对，而对加礼宛、阿美诸族群因为他们主动归附，则采取赏赐安抚的办法区别对待。说明当时罗大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还是有一定办法的。罗大春在日记里说，光绪元年，初移驻新城之后，当地的太鲁阁族群更是接二连三对他们发动袭击，“正月二十四、五、六；二月初五、六、七、八等日，太鲁阁番竞敢纠众数百扑我新碉，弁勇一面力拒，一面兴筑。余亲督炮队驰援，番族伤亡颇多，始行败窜，我勇阵亡者亦二十五人。”在修路过程中，当地少数民族的不断袭扰，也给开路大军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罗大春时刻要面对的问题。

        因罗大春所组织修筑公路的地段地质不稳定，地势又险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修路所必经的大南澳溪、大浊水溪（今和平溪）和立雾溪非架桥跨越不可。因为正值夏秋台风季节，溪水涨落不定，也常常影响架桥施工的进度。至于大浊水至大小清一带的悬崖峭壁更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峭壁插云，陡趾浸海，怒涛上击，泫目惊心。军行束马扪壁，蹜蹜而过，尤深险绝。”“因阻于石壁，别无他径可缘，……惟巑岏万丈，下临无际，开凿之功，终恐难施。”因粮饷接济不及，人力不足，甚至病魔的侵袭，也成为当时开路的种种障碍。大陆运送粮饷、兵丁的接济之船常常不能及时赶到，以至出现“彼则嗷嗷待哺，度日如年；此则日待济师，急如星火。重洋远隔，亦徒唤奈何而已”的严重局面。到1875年7月?经罗大春一年来的招抚垦荒?加上道路通畅?台湾北部的开发已初具规模。清廷为加强管理?决定在台湾北部设一府三县。将府治设在艋胛?并将艋胛改名为“台北”。下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至此?台湾北部从苏澳到岐莱（花莲）?就全面纳入了清廷的有效管理之中。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海防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目前发现罗大春在台湾共立石碑三通，这是研究罗大春在台“开山抚番”的重要史料之一。按立碑的时间先后，三通石碑分别叫“南澳开路碑”（1908年由日本人发现）、“师次新城碑”（1896年由鸟居龙藏发现）和“罗大春开劈道路里程碑”（该碑的内容在罗大春日记里有详细记载，1928年由日本人发现）。其中，“罗大春开劈道路里程碑”被认为是台北南澳地区最有价值的古文物。

        “南澳开路碑”原立于大南澳古道旁，后被移往南澳震安宫东面。从其中碑文的内容看，该碑记录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罗大春接替台湾道夏献纶率领开路大军修路的艰苦历程。“师次新城碑”是1896年鸟居龙藏在新城附近草丛中发现的，他当时还记下碑文。后因海水漫侵原碑已失。该碑主要记录罗大春开路大军从大南澳沿海岸线，越过大浊水、大小清水开路，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十三日到达新城的经过。“苏花开路里程碑”原碑立于苏澳道左，后被移往苏澳晋安宫与“罗大春兴学碑”并立。该碑树立经过及内容在罗大春的开山日记中有记载。根据罗大春日记记载，该石碑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立。

        从上述碑文看，我们可以推断罗大春主持的苏花古道的开凿工作，用时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即从同治十三年七月起至十一月止，而非人们常说的一年时间。在当时困难重重条件下，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开通长达二百余里的“可舆、可马”的山路，使我们不得不由衷感叹开路大军效率之高和罗大春组织领导能力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