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语言和文字

　　回族由于散居各地和封建王朝的压迫，经过长期的发展，时至今日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汉语，但这并不能说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回族语言的特点：一是波斯语和希伯来等外来语的使用；二是独特含义的生活用语的使用；三是若干方言土语的使用，构成了回族语言的特色。回族内部使用的这些语言，历久不衰。境外的回族（东干）更是有本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字，我们要尊重它的存在，像尊重这个民族一样去尊重她的语言。回族内部语言丰富多彩，与、生活、生产、民俗等密切相连。尊重回族内部语言的存在，也是尊重这个民族。回族语言文字的历史　　唐、宋时期，从波斯、中亚等地来华贸易的商人，把古波斯语为主的语言自然而然地带到了中国。古波斯、阿富汗（大月氏）、历史上中亚的昭武九姓胡、粟特人等多属伊朗语系和文化范畴，历史上的康居、大宛、史国、石国、吐火罗、米国、安国、大夏、何国、火寻、条支、安息等地其实都是不同时代对东西伊朗这一带或区域内的称谓，这些小国使用的多为粟特语，粟特语属于古波斯语的东部方言，文字则是在古波斯安息王朝官方文字阿拉美文草书基础上根据粟特语发音特点创立的。唐代或更早时期，古波斯人和操粟特语的中亚胡人已深入黄河流域，并开始在长安和洛阳等地和内地民间经商、建立蕃房，“胡人之多，藁街充斥。”是回族比较早期的先民，仅长安一城内就有四千余户。  粟特语是丝绸之路上最早的国际通商用语。　　元代，由于成吉思汗西征，大批的波斯、中亚民族随之迁徙到中国来，且分布在全国城乡各地。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当时朝廷专门设立了“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这样一种学习研究回回语言文字的机构，教授“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的一种)。徐霆的《黑鞑事略》把当时元朝通行波斯文称作“回回字”。《黑鞑事略·疏证》中记载：“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则有二十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耶律）楚材主之。”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有关于回回字的记载：“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陶宗仪不仅指出了字母数，而且明确说明了其书写规则，此外，他还在书中载录了这29个回回字母。  由于元代的开放政策，回回人不但讲波斯语为主的语种，朝廷还为回族使用这些语言文字提供了有利条件。直到元末明初，虽然有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回族人士，处于社交和仕进也学习汉语，但在整个回族内部主要还是使用波斯语。这一时期，在回族当中还出现了波斯文与汉文对照的各种公文、门牌、腰牌甚至通行证等。  明朝初期，波斯文在回族人生活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如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朝廷在这一年设立回回博士科。随后永乐朱棣皇帝的“永乐之宝”玉玺，也是用汉、波斯、蒙古3种文字书写。2005年6月28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南京大学与边疆研究所主办并有多位伊朗学者参加的“古代和中古伊朗的历史文化及中伊交往研讨会”中，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发表了题为“波斯语在中国——13至16世纪”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蒙元时期以波斯语为最重要的外交语言，用以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交往；提出直至明初波斯语依然是中国交通外邦最重要的外交语言，并举出具体例证：如见于《永乐大典》记载的明初派使团出使埃及的资料中称尼罗河为“卢地尼勒”，就是波斯语。著名回族航海家郑和所率领的下西洋的舰队外交语言也是波斯语，显著的例子是今天保存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的用汉、波斯及泰朱尔三种文字刻写的石碑，郑和派往天方（麦加）和麦地那的回回通事（元代的回族翻译官）所操语言亦为波斯语。明朝多次派往中亚的使团也使用波斯语，最显著的例子是“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这份国书的中文简本见于《明史·哈烈传》，系由明成祖朝都指挥使白阿儿忻台（Bai arkintay）出使帖木儿汗国时所携。其波斯文全译本见于帖木尔朝史家哈肥子·阿卜鲁的著作《历史精华》，这份波斯文本国书含有许多用波斯语音译的汉语词汇，系中国境内的波斯语通事译成，且具有汉文化背景。明朝政府在15世纪建立的负责翻译波斯语文的机构和学校——回回馆。回回馆始建于南京后迁往北京，到18世纪中叶大约存在了约340年之久。回回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明朝后期至清王朝，朝廷对外实行封闭政策，不准启用回回姓氏，回族语言自然也受到限制。如清代安徽巡抚鲁国华向皇帝告御状，说内地回族“异言异服”，请求取缔。清王朝还采取措施，强迫回族迁徙，分布成诸多小群体的回族大都生活在周围多是汉族的环境下。这样使回族的语言逐渐衰落，而因逼迫和处于日常交际需要学习汉语的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一些阿拉伯语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逐渐增多，但常用的波斯语词汇仍有不少保留。  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同化政策下，回族做为一个分布范围广，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延续受到了来自多方的阻碍，但是回族人并未放弃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回族民间又以波斯、阿拉伯等语言为基础，结合中国汉语发音创制了一种特别的文字，俗称小儿锦并广泛应用。如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回民起义》第三册，收有一帧说明文字为小儿锦的照片和一篇用小儿锦撰写的《纪事》。《秦难见闻记》中收有同治元年（1862）由西安城内递送到回族义军前哨阵地的小儿锦信件。近来在回族民间发现用小儿锦字写的账本、遗书、唱词，还有解放前地下工作者作的工作笔记等，1955年8月，西安刘宗云参加陕甘回族赴东北参观团期间，用小儿锦写下一个多月的参观日记，成为记述新中国风貌的一部小儿锦作品。至今有些地方回族青年男女还用小儿锦写情书。凡此种种，都是回族语言文字普遍使用的证明，不同环境朝代的语言文字变化也从侧面见证了这个民族的苦难，见证了各代回族人捍卫民族语言权利的辛酸。图为青海省化隆县冶青标展示一本用回族文字记录的书籍（逯寒青 摄。 回族是一个跨国界的民族，除了在中国有回族以外，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国都住有人数不等的回族人。国外的回族都是从中国迁移出去的，在中亚和欧洲人们把回族称为Dungan (东干族)，这一称谓起源于中亚突厥语言的诸民族，TUNGGAN这一名称是由TURUP QALGHAN(站下来的，住下来的)或Dongel（意思是回来）演变而来，与古突厥语里的“豹子”发音近似，用汉语的理解就是“回族”。  在俄语中，用“Dungan”一词做为回族称谓，可以确认在1819年就已出现（1819年《西伯利亚通报》刊载的普季姆采夫在1811年从布赫塔尔敏斯基到伊宁市的游记中）；在英语、德语里1830年代也已出现。此后，“Dungan”在突厥、俄语、英语和其它西方语言中用来指代中国境内外的所有回族人。多数情况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