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连载：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

这个独行侠一般的新厅长，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他到底要干什么，谁的心里，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会议开始了，魏文彬用他那带点常德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讲起来。 　　他说，三个月前，他第一次以厅长身份和大家见面，地点在湖南广播电视报那间很阴暗   的会议室里。当时，由于私人原因，他并没有准备，也没有时间做必要的调查研究，仅仅只是表了个态。那次表态中，他说，现在，他无法说出个一二三四，请大家给他点时间，让他做一番调查研究。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他的一些想法，已经成型，是和大家讲讲的时候了。讲什么？就讲湖南广电未来的发展。 　　湖南广电事业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魏文彬将其总结为四大：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实现这四大目标的路径在哪里？魏文彬说，关键是五个数字，一二三四一。 　　他在大会上讲，下面小声地嘀咕。茫然不解，怀疑困惑，他们一时很难弄懂“四大”的深刻含义。 　　孕育的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漫长的，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孕育是一种不可知不可测的过程，个别人的先知先觉和绝大多数人的麻木迟钝形成鲜明对比，先知先觉因此被认为一种疯狂，一种叛逆，一种变异。 　　寒冷的严冬，某颗饱满的种子如果执着地想长出芽来，命运很可能是悲剧。幸运的是，魏文彬上任时是3月，那是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日子，那正是一颗种子梦想丰硕之秋的日子。

即使今天，传媒到底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还是产业链上的一枚螺帽，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话题。 　　还是邓小平有先见之明，早在多年前便告诫全国，对于一些观念不明的问题，放在那里，不争论，做了再说，边做边看。    　　本是文人的魏文彬阴错阳差地跨进了官员行列，便像一只丑小鸭懵里懵懂地跨进了鸭群。困惑和迷茫可想而知，焦虑和煎熬与日俱增。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他真的点起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便石破天惊，他竟然提出要把广电事业建成一个大产业。这一设想，彻底颠覆了人们尤其是身在其位的领导者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这把火烧的不是湖南广电系统内部，而是上层。 　　第二把火，魏文彬搞起了“小农经济”，在广电系统内种起了“体制自留地”，他竟然在电视台划出一块，成立湖南经济电视台，搞起了承包责任制。 　　有人开始说怪话了，魏文彬你是怎么回事？湖南电视台不是你的？你还兼着台长呢，怎么自己弄个新的电视台出来打倒自己？也有人说，魏文彬这样干，其实是为了否定他的前任们，这是一场极其高明的权力斗争。那段时间，到省委告状的，写小字报的，到处都是飞短流长，甚至有人花了大价钱，请了一个据说是半仙的算命先生替魏文彬算命，算定他这个厅长当不了几天。 　　现任湖南广电局副局长李白生，当时就在湖南省纪检委工作，对于当时告状的“盛况”，他是有深刻体会的。他说，那时，他以及其他一些人，对魏文彬并不熟悉。但以他们在省委那样的位置来看，一个年轻的新厅长，竟然遭到如此强大的负面评论，实在是少见。几年后，李白生被省委调到广电厅担任党组成员兼纪检组长。赴任的时候，他的一位挚友好心地对他说：“白生啊，广电很复杂，我送给你五个字：同流不合污。”李白生对这个厅里的情况，由陌生到初步了解到越来越熟悉，渐渐产生了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干事业的地方。一个人如果想干点事业，就应该来这样的单位。进入广电之后，李白生还专门组织过一次私人性质的聚会，将省委大院的那些老同事、老朋友请到广电来游玩了一次，实际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广电的产业规模，让他们用亲身的体验为广电正名。 　　第三把火，魏文彬在自己的脑中给未来的湖南广电画了一幅像，在这份新的版图中，文化地标的概念虽然没有提出，可这一切，已经成为魏文彬脑中的终极目标。别的且不说，广电厅办一个酒店而不是一个招待所，这种构思，在全国已经领先了。可魏文彬心目中的这个酒店，追求的目标是洛杉矶的比华利山庄。而魏文彬心目中未来的湖南广电，参照的目标，也是美国的新闻集团或者好莱坞。 　　现任副局长中，杨金鸢和李白生一样，同样来自省委。最初听到诸多非难的时候，他同样暗吃一惊，不明白这个魏文彬到底是何许人，干了什么，竟然引起这么多的非难。他和李白生还有点不同，后来有机会认识了魏文彬，虽然没有深入接触，却也产生了一种直观印象：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激情又有男人味的人。那时，他产生了一种欲望，很想和魏文彬共事一段时间，实地了解这个自己颇为欣赏的男人，何以会遭遇如此之多的磨难。命运后来真的将他送进了广电局，并且让他担任了魏文彬的助手。一年之后的2002年，在一次党组民主生活会上，杨金鸢感慨地说：“在省委工作时，我听到过关于老魏的很多说法。到了广电后才知道，除了离过婚是真的以外，其他全都子虚乌有。魏文彬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工作得这么好，真的是有超人的承受能力。到广电后，我才真正感到，广电局党组是一个开拓进取、精诚团结、勤奋务实的班子，在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布置上都能思想高度统一，步调和行动协调一致。魏文彬确实是一个好班长。” 　　手里揣着500万元，还有无数双伸向广电厅的要钱的手，却做着一个几百亿的超级大梦。如果魏文彬在1993年6月底的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10年内，他要建起一座总投入多达40亿的金鹰城，在座的几百名处以上干部，恐怕不是瞠目结舌这么简单，说不定当场会有一些人昏过去。 　　对于1993年的魏文彬乃至整个湖南广电人来说，这所有一切，实在太超前了。 　　内忧外患之中，湖南广电改革这颗先天不足、环境贫瘠的种子，能够破土而出并且撑起一片天吗？

　　——魏文彬语 　　魏文彬开会不用讲稿。他是一个天才演说家，他的激情、他的热血、他的梦想往往能够打动每一个听众的心。 　　厅长的讲话是要作为文件印发给厅属各机关的。如果有讲稿，这件事并不麻烦，问题在于，魏文彬差不多是即兴演讲，讲稿只是画得乱七八糟的一页纸提纲，这样就需要有人为魏文彬整理录音讲话稿。姜欣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入厅机关当秘书的。 　　姜欣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其后在省广播电视学校当了8年教师。厅机关物色人选的时候，选中了她。当了8年教师之后的姜欣也希望换个位置，便答应下来。于是，有关人士将这个讲话录音交给了姜欣。

　　姜欣的父亲是湖南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他听说女儿要调进广电厅办公室，立即表示反对。他对女儿说，你是大学毕业生，又是女性，当老师是最好的职业，干吗要去机关？机关需要的是万金油，甚至不需要太高的文化，干的是给领导端茶倒水的事。父亲这样一说，姜欣也开始犹豫。是否到厅办公室，她没有最后下决心，但整理录音的事，她既然接下来，便   决定做完。 　　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此前姜欣从未经历过。将录音整理好之后，她缺乏自信，便拿着文稿找父亲，希望父亲帮自己看一看。 　　父亲在媒体干了30多年，面临退休。一生中，他编辑整理过无数稿件。既然女儿希望自己看一看这份讲稿，他也就接过来，看了几段，血流加快，越来越激动，最后竟然像孩子一般，一次又一次拍着桌子说好。 　　这正是魏文彬第一次提出四大的那个录音。 　　有关这次讲话，魏文彬说：“开始三个月，我在思考研究，脑子里时时冒出空间、产业、机制、人才这样一些东西。在构思一个改革的基本思考。大概三个月后，就提出了四大，大产业就是这个时候提出的。现在大家只剩下四大了，实际上，我提出的是一个改革思路，是一个系统，叫一二三四一。没有人去解释这个一二三四一，我个人看来，这是一个很严密的系统，直到现在，我们还围绕着这个体系在运行。” 　　一就是一个中心，以宣传为中心，是内容生产的中心；二是两个转变，体制上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这里透露了一个想法，要办大集团。经营上向产业型转变，这种提法，实际是对事业型的反正；三是三件大事，上卫星、建中心、建网络；四是四大任务，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最后一个一，是一个保证，即人才是保证。 　　姜欣的父亲，这辈子不知看过听过多少领导讲话，魏文彬这个讲话，从始至终贯穿着浓烈的感情，令人热血沸腾。读完这篇讲话稿，老先生激动不已，立即找到女儿，对她说：“我改变主意了，你去吧。”姜欣不明白父亲何以会有这种变化，她自己甚至都有些动摇了呢。“你怎么变了？”她问。父亲说：“魏文彬的名字我知道，也从电视上看到过他，当时的感觉是一个蛮帅气的小伙子。没料到，这个年轻人有那么大的抱负，那么大的热情。读他的这个讲话，我感觉不是在读一个官员的讲话，而是在读一个热血青年的演讲。非常精彩，非常震撼。跟着这样的人干，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姜欣被这番话震住了，她实在没料到，这几十张冷冰冰的文字，竟然能够撩拨得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如此激动。 　　但是，这篇东西并没有被人们一下子接受。 　　首先，有些老同志不乐意了，他们议论纷纷。魏文彬提什么大广播大电视，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要办的是大广播大电视，岂不是在暗示，我们这些人以前办的是小广播小电视？ 　　不仅老广电人不能接受，年轻一代同样不能接受。年轻人不能接受只有一个原因，广播或者电视，只是一个流程，一端是发射，一端是接收，中间是传播渠道，有大和小的区别吗？如果这种电信讯号可以分为大小，那么，是否可以有大空气或者小空气之分？年轻人并不是一定要对此进行一番定义，他们只想说明一点，广播电视根本就不存在大小之分，魏文彬提出的这个四大概念，其实是沾染了一种政坛流行病。这是和大跃进时的高产卫星一脉相承的自慰情节。他们不想再当1958年的傻瓜，也不想再当21世纪的弱智者，只是沉默着冷眼旁观，看着一个又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海市蜃楼出现然后消失。 　　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个报告仍然通过了。不仅厅里通过了，省委也通过了。 　　此后，魏文彬参加过一次高层研讨会。此时的魏文彬，站在高端的那种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首次站在了全球的高度思考问题，获得了一种超高的视角，透悟演化成一份额外惊喜，这种惊喜来源于对世界全新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他又满怀着忧虑。他很清楚，中国的大门，终究是要对全世界敞开的，如果传媒世界的航空母舰杀入中国市场，中国自己的媒体，还有生存空间吗？“西方国家向我们倾销物质产品，使我们的民族工业受到伤害。人家向我们倾销物质产品，还有一个海关，还有一个码头。那么，精神产品呢，有没有倾销的危险？我认为不能说没有。我们精神产品的‘海关’和‘码头’在哪里？”在他看来，与会的人都是行家，和他一样，也拥有了世界眼光，他们是站在同一起点同一平台上的，他的忧虑，也正是他们的忧虑。 　　正是在这次会上，魏文彬详细阐述了自己所定下的四大目标。 　　发言结束，他还暗暗得意，等待其他人的附和或者叫好。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迎来的并不是赞同，而是全面的质疑和批评。最初，一些专家们还十分客气，问他，是否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他解释说，他是学中文的，他觉得这个大的概念并没有错，而且是准确的，广播电视确实有大小之分。比如说，湖南的广播，在省内某些地方听不清楚了，信号不好。难道还不小吗？美国之音呢？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收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能收到，难道还不是大吗？再说电视，湖南的民众有一种说法，湖南的地，山东的天，指的是湖南的地域被山东的电视覆盖了。为什么？因为湖南电视没有上星，而山东电视上星了，而且人家的电视办得比湖南好，老百姓喜欢看。湖南和山东比较，湖南的电视难道不是小，山东的电视难道不是大？再进行一番比较，山东卫视虽然覆盖广，毕竟还是不能和央视相比，所以，中央电视台，又比山东电视台大得多。而中央电视台一年的产值只有十几亿元人民币，美国的CNN、BBC，每年产值几十上百亿美元，人家那才叫大。

魏文彬的口才极佳，正如张华立评价的，他有一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四大前面的三大，魏文彬辩赢了，那些人于是放弃全面进攻，开始集中火力，攻击第四大，即大产业。对于大产业，魏文彬同样有自己的解释。美国电影产量的6%和票房70%这两个数字，曾经深深地刺伤过他，他认为也会刺伤在座的每一个人。法国电视台转播体育比赛用上直升飞机的事实曾经震撼过他，他也认为会震撼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美国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几十家国际传媒集团，他们的年产值曾经令他醍醐灌顶，他认为这些真实的数据，同样会令在座者   警醒。人家是什么？是大产业，我们要和世界接轨，我们为什么不能缔造自己的大产业？为什么不能制造我们的传媒航空母舰？ 　　他根本没料到自己触及了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意识形态。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中，一直将传媒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被认定是党的宣传事业，所以，广电是事业单位而不是企业机构，所以才会有行政架构，所以才会派武警守卫。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之一。让传媒产业化？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是极其可怕的一种倾向，必须受到批判，必须得到制止。 　　魏文彬仍然想解释，他说，他个人理解，传媒确实有宣传功能，这部分功能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对此，他并没有丝毫糊涂认识，而且，他对于导向的掌握，也是非常严格和明确的。同时，他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真的一分为二了，就应该看到，传媒除了意识形态的部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功能，比如娱乐功能，比如休闲功能，这部分是完全可以市场化并且已经逐渐市场化了。让这一部分朝产业化发展，难道错了？ 　　魏文彬说，这一提法，他是经过长时间思考的。他觉得，人类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需要，一种是精神需要。人们求得物质产品的过程，是消费过程，求得精神产品的过程，同样是消费过程。精神产品从哪里来？最终必须社会化大生产。我们今天的物质产品之所以能够丰富，就得益于社会化大生产。几年前，他在中央党校学哲学的时候，就曾得出一个结论，精神产品只能靠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依托一个产业。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就会发现，中国文化从来都不进入消费领域，从来都是达官贵人怡情养性的东西，只有皇宫里才有文化娱乐，老百姓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文化消费。现在不同了，物质生活丰富了，文化生活的要求就会迫切。我们自己的精神产品不占领这个市场，舶来品就会进入，就会占领。 　　魏文彬说：“在精神产品上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没有差距？这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说敏感，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不接轨。这是对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接轨。但是，意识形态不能接轨不等于整个精神产品不接轨，要看到，在精神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消费的，属于消费品、消费文化，既然是消费的，就有商品的属性，既然有商品的属性，就要走向市场。高雅健康的消费文化，应该说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我们要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我们也要‘出口’优秀的中华文化，怎能说不接轨呢？” 　　有关精神产品，魏文彬早已经深思熟虑，想得很多很深。他解释说：“部分精神产品不能产业化，因为有些产品不是消费的，没有商品的属性，如新闻、理论。这是不需争论的。但大部分精神产品是供社会消费的，有商品的属性，应该进行产业型开发，这也是不需争论的。现在，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混淆了，用前一个问题掩盖了后一个问题。因而，我们在文化产业上老是一步一回头，迟迟迈不开步。 　　“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同物质产品一样，有其价值的双重性。物质产品价值的双重性，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使用价值主要讲求的是实用性和耐用性。文化产品的双重性，一方面也表现为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欣赏价值，其欣赏价值主要讲究的是新颖性和共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产品的更新速度更快，社会需求量更大。” 　　哪怕魏文彬有雄辩的口才，仍然是百口莫辩，受到质疑和批评。 　　当然，魏文彬也有相当一部分支持者，这些人大多数在电视台，少部分在电台。他们之中，并非所有人都理解魏文彬所提出的“四大”，只是出于对他有信任，才没有表示心中的疑惑，而是在心中替他暗捏一把汗而已。当压力排山倒海而来之时，这些人是最着急的，他们最为忧虑的是魏文彬是否能撑得下去。同时也想，你魏文彬干吗不当个太平官，干吗要弄出这种石破天惊的观念大突破？这不是自毁长城吗？ 　　令所有人没料到的是，魏文彬仍然大会小会谈“四大建设”，谈“一二三四一系统”。 　　他为什么没有被这巨大的责难吓倒压倒？为什么仍然挥洒自如谈笑风生？他的底气从哪里来？ 　　此时他已经明白，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主要是观念和眼光的不同。更为重要一点，他不怎么在乎自己官位的升贬，更注重于追求事业的巅峰状态。 　　他后来总结说：“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一些很消极的东西束缚我们，我们一定要从这些落后的东西里面冲破出来。核心的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有全球眼光。”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会证明自己是对的。

我们对当前的形势要认真分析，一是不要盲目乐观，二是也不要盲目悲观。 　　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飘飘然，悠悠然，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这样的单位是成不了大业的。有一点问题就大惊小怪，这样的人也是成不了大器的，这样的单位也是成不了大业的。处变不惊，处惊不乱，方能终成大器。    　　——魏文彬语 　　魏文彬说，他提出的一二三四一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什么是完整的体系？一和二我们不谈，四大目标，在上一节中已经提及，后面的篇章还会大量论述。在本节中，我们重点来谈一谈中间的三。 　　三就是三大建设，后来也被称为三星工程。不过，三大建设和三星工程，实际还存在一些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后一个。三大建设指的是上卫星、建中心、建网络；三星工程则是指“天上一颗卫星，地上一个中心，培养一批明星”。 　　不论是三大建设还是三星工程，同样受到诸多非难，从某种意义上说，非难甚至超过了四大目标。对于广电厅的相关人员来说，所谓四大目标，那只是魏文彬的花样文章，做给领导看的，对普通的湖南广电人没有丝毫影响。这三大建设就不同了，就说上星工程吧，如果让节目上星，首先必须建一个上星站，投资额在3000万以上，每年租用卫星的费用也是上千万，这些钱谁出？如果由省政府出，自然没问题。问题是省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魏文彬的三大建设中，广电中心建设，省政府就要拿出近亿元，还有可能拿出哪怕一分来办上星工程？想都别想。如果省政府不拿钱，这笔钱就得广电自己出，广电的余钱剩米不足500万，拿得出这笔钱？一个办法，由广电系统下级单位出，电视台拿一部分，电台拿一部分。电视台倒是处于上升阶段，电台却是每况愈下，眼看就要陷入入不敷出的绝境了。 　　这个时期，电视台的日子是非常好过的。他们正式员工的工资是行政拨款，可供发奖金的钱，每年没有千万也有数百万。如果厅里上几大建设项目，电视台的开支肯定会极大地紧缩，他们自然不乐意。问题是，这种话拿不上台面，所以，某些人便找借口，说湖南台的电视节目这么臭，不上星，还只是臭在湖南，一旦上星了，臭到全国了，这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 　　顶着巨大的压力，魏文彬硬是上了这个项目，上星站建起来了。上星设备都是高科技设备，这种设备非常娇贵，一定得安空调才行。安一套中央空调设备需要几百万，为了节约这笔钱，魏文彬决定从电视台接一根管子过去。没料到这件事受到了电视台另一位领导的阻挠，他说，上星站是你们广电厅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魏文彬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发抖。什么厅里的台里的？他将这名副台长叫到厅里，也不管他比自己大十几岁，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了一通。质问他，空调是你建的？上星站到底是谁的？你搞懂没有？今天下午，你立即给我接过去，如果接不过去，你明天给我送辞职报告来。 　　与建中心的阻力相比，建上星站那点阻力简直就不叫阻力了。 　　三大建设项目中，只有这个广电中心项目不是魏文彬的，这是一项形象工程，是省委省政府的工程。早在十几年前，省里便提出要建广电中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没建广电中心的仅仅只有几个经济落后省，上海还建了东方明珠塔，那座塔引得全国人民前去参观游览，让上海市从市长到市民都有了一种荣耀感满足感，走在人前，腰都直很多。湖南呢，别说是建一座标志性的发射塔，就是像样的办公楼都没有。省领导下了一道又一道命令，一定要建广电中心。 　　既然省里有这种愿望，广电厅也不好不动，地是征下来了，就在黄土岭，离广电厅不远，面积比广电厅老院子的总面积还大，有90多亩。行政划拨用地，44万一亩。仅是征下这块地，就需要4500多万，广电厅哪里拿得出这笔钱？计划了4次，一拖十几年，只是交了800万预付款，将地拿下来了，就是没动工。 　　老厅长李青林说，在他的任上之所以没有动工，是考虑到自己面临退休，如果动工了，给后任厅长留下个半拉子工程，实际是给人家留下了难题。幸好没有动工，否则就没有今天的金鹰城，也没有魏文彬的宏图大业了。不过，广电厅的一些老人还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说，当时没钱，前几任厅领导，又是不肯求人的，低三下四的事，他们决不肯做，因此也拉不到钱，不敢动工。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严格说来，老厅长李青林的说法，应该站得更高一些。即使是因为没有钱迟迟不动工，也是为湖南广电事业的未来考虑。他们就这么点家底，如果广电中心上马，家底还不全掏空了？ 　　魏文彬上任了，上面对他说：“怎么样？你这任厅长，总该把广电中心建起来吧。湖南丢脸已经丢了这么多年，不能再丢下去了。” 　　魏文彬斩钉截铁地说：“好，我建。” 　　省领导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前几任厅长顶了这么多年，你魏文彬才刚刚上任，竟然这么爽快就答应下来了，你的底气从何而来？你知道你的家底吗？省里的领导说：“你说话可要算数。至于资金，省里可以拨一点，但主要还得靠你自己自筹。” 　　魏文彬说：“请领导放心，我说建就建。不过，现在征下的这块地，我不要，我要重新征地。”

省领导的眼睛再一次睁大了，重新征地？为什么？ 　　魏文彬说：“现在这块地，44万一亩，地价太高了。如果是在市郊，4500万可以征500亩以上。既然要干，我就要大干一场。就按现在这个总地价征地，能征到多少算多少。” 　　省领导有点目瞪口呆，仔细打量了魏文彬好一段时间，不太相信地说：“你的胃口也太   大了点吧，你要这么多地干什么？炒地皮？” 　　魏文彬说：“现在，广电厅面临很多问题。如果要建广电中心，我得站高一些看远一些，不能中心没有建起来，整个建筑已经落后了。要建，我就要保十年二十年。我心中有一个计划，至少在未来二十年内，湖南广电中心要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 　　省领导明白了，难怪他答应得如此爽快。 　　此时的魏文彬，心中确实有一个大产业计划，他想，既然省里要建广电中心，我何不借助这一有利机会，建一个文化产业园？他心中的梦异常模糊又异常清晰，清晰是因为有好莱坞作为参照，他想建成一个中国的好莱坞城，建成长沙的比华利山庄，想让湖南的广电事业成为本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他想二十年三十年后，就像全世界所有人都因好莱坞而了解洛杉矶一样，因湖南广电而对长沙情有独钟。可是，他这个计划不能说出口，在整个湖南经济体系中，创收能力不足6000万的湖南广电无足轻重。以无足轻重的经济实力、无足轻重的产业拓展前景畅想一个与好莱坞媲美的文化产业航母，谁都会认为魏文彬脑子有问题。 　　魏文彬怀揣着这沉甸甸的梦想，为未来的湖南广电城选址。他在心中暗暗定下了标准，第一，要山清水秀。几十年来，中国人太不重视环境了，甚至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破坏环境。通过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资料，魏文彬知道，未来的中国，一定是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的国度，他不能让自己的广电城还没有建起来就落伍，因此，环境是他必须考虑的因素；第二，要符合长沙市未来的整体发展规划。他要建的如果是一个事业机构，选在哪里都不成问题。然而，他要建的是一个未来的大产业，产业发展的连动性是他必须考虑的，只能将文化产业同全长沙市的经济增长点进行链接，产业资源才能盘活；第三，周边必须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条是最考学问的，湖南广电目前资金实力太弱，以现有的能力，就算能够征得几百亩地，要将这几百亩地全都建起来，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可魏文彬的理想区域要大几十倍，他哪来的钱？惟一的办法，就是滚动发展。因此，选址就极有学问，周边必须有大量的发展用地，短期内地价不能有大幅度升值。 　　如果将三大因素综合考虑，几乎没有这样的地给他。 　　正式选址之前，魏文彬拿到了长沙市发展规划图，规划图显示，长沙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在东北，那里有一个新建的经济开发区，还有黄花机场，还有319国道。有了这三点，未来的发展速度，应该是很快的，但是，目前城市的发展，被浏阳河阻隔，319国道上的浏阳河大桥，成了交通瓶颈。有了这个瓶颈，长沙市的地产商望而却步。然而，此地是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必经之道，机场对319国道沿线的发展，具有超强的拉动作用。对规划图进行仔细研究之后，魏文彬又专门去省规划部门请教专家，专家们告诉他，这个地域，未来的前景看好，发展潜力巨大。 　　接着，魏文彬成立了一个征地工作小组。用魏文彬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小组，因为小组主要成员并非广电厅的干部，其中最得力的人员便是湖南电视台副台长覃晓光。 　　覃晓光进入小组，给人的感觉确实有点怪异。建广电中心是广电厅的事，覃晓光的编制却在电视台。最初，覃晓光仅仅只是征地小组成员，组长是魏文彬，副组长是一名资格很老的副厅长。一次，这位副厅长拿着一份报告去找省长批示，省长认真看了报告，觉得这个报告写得不好，存在很多问题，将这位年龄大过自己的副厅长批评了几句。这位副厅长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面子挂不住，再也不肯出面找省领导了。 　　这件事让魏文彬意识到，必须找一个年轻人来干。他将厅里所有人筛选了一遍，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只好将目光转向厅属部门，此时，覃晓光第一个冒出来。他找覃晓光谈话，覃晓光大吃一惊，别说他不是省厅的人，自己一介文人出身，让他搞新闻还行，别的事，他从未干过。魏文彬说，他看中的是那股子钻劲，这也许就是新闻记者的特点，脑子活，善于搞关系，能屈能伸。尤其重要的是，从基层干起来的人，对官场尊严看得比较淡。魏文彬说，整个广电厅，搞基建的人才有，搞关系的找不到，现在将他调到这个岗位，就是要他去搞关系，跑部门。需要的是一个将官不当成官的人，一个实干家。 　　魏文彬领着这帮根本不懂规划也不懂建筑的知识分子开始选址。第一个被他们选定的是一个叫松雅湖的地方，此地在长沙县境内的星沙开发区。这是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了湖南省以及境外的一些大型企业，像三一重工、LG等机构，均在此征用大片土地进行综合开发。这个开发区与长沙县老县城相连，地处长沙市与黄花国际机场之间，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而松雅湖是长沙以及周边地区最大面积的湖，湖水清澈如镜、碧波荡漾，风景极美，符合魏文彬有山有水环境优美的选址定位。不过，此地离长沙市区太远，在当时319国道并没有疏理的情况下，乘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魏文彬在此转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我看这里作为备选吧，最好再去看看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跑了七八处，历时一个多月，都不尽如人意。魏文彬于是想，再去松雅湖看看吧。汽车驶过浏阳河大桥，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命令司机将车停了下来。这是浏阳河大桥东面的一片区域，319国道从中横穿而过，道路的两边，分别是奶牛场、养猪场以及大片的鱼塘和菜地，一些海拔百米左右的小山包点缀其中。魏文彬站在路边，向四周遥望。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没有人能够答出。他们见不远处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便一   齐走过去，打听之后才知道，这里是长沙市郊区的一个综合农场，既不是国营也不是集体，介乎两者之间。这幢两层楼是农场的农科所，沿着这个农科所向东约两公里，便是长沙县地界。覃晓光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地图，铺在地下，魏文彬趴在地下仔细地察看了一番，发现这里处于长沙市和长沙县交界处，如果以芙蓉路为一条边，以浏阳河路以及沿长线为一条边，再在广电厅以及星沙开发区之间划一条线，恰好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个农场，在三角形另一条直角边的中间，大区域的地名叫洪山庙，而他们脚下这一块，叫马兰山。 　　他们一行在此地转了很久，魏文彬对覃晓光说：“晓光，你和正午书记联系一下，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到这里来看看。”杨正午当时担任省委副书记，分管这项工作。 　　杨正午来的那天，魏文彬以及覃晓光等人全程陪同。杨正午看过之后，对魏文彬说：“文彬，你的眼光独到呀，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过，这里这么大，你到底想要哪一块？” 　　魏文彬向北面的浏阳河大桥看了看，然后将手一挥，在大桥脚下那一片区域划了个圈，说：“那一片我都要了。” 　　杨正午暗吃了一惊，说：“那一片有六七百亩，你好大的口气。” 　　魏文彬转过身，向另一片丘陵起伏的地区挥了挥手，说：“那一片我也要。” 　　杨正午没料到魏文彬的胃口这么大，说：“你要炒地皮？” 　　魏文彬说：“你看吧，这一片除了农田菜地就是山，城市发展，在浏阳河北岸止步了，如果我在这里建办公楼，一座孤楼立在这里，二十年也发展不起来。湖南广电未来如果要发展，就一定要走配套开发的路子，要形成连动效应。” 　　杨正午略思考了片刻，然后说，这个思路他是赞同的，不过，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有些问题。行政划拨用地是有规定的，一下子划拨几百亩根本不可能，而且，行政划拨用地，只能建办公楼而不能作其他用途，更不能用来进行经济开发。 　　魏文彬心想，我才不要你全部行政划拨呢。那边一片，大概有六七百亩吧，能够将这些地全部行政划拨给我，然后另一面大约一两千亩，最好是商业征地，那样我才能进行综合开发，才能生出钱来，也才符合我心中的那个发展大计。如果全都是事业开发，我就被捆住手脚了，别说是建设文化城，我的前途理想就葬送在这里了。 　　既然大家都看中了马兰山，覃晓光的领导小组便开始具体工作。他们对马兰山这一片区域进行论证、勘察。最初，他们选定的地点靠近浏阳河大桥，因为那里没有山只是一些鱼塘，也几乎没有住宅，拆迁以及三通一平会省很多麻烦。这一方案拿给专家论证的时候，专家提出了一个意见，觉得此处地势太低，可能会受到浏阳河汛期的影响，建议再往东移，以现农科所及周边较为适宜。 　　整个计划做好之后，覃晓光拿着计划书来到省计委申请立项。省计委的一位主管处长看到他们的计划书，仅仅说了一句话：“这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批准这样的计划。”覃晓光有些傻眼，问道：“为什么？茂林书记和正午书记也同意这个计划呀。”为了显示省委书记对湖南广电的支持，他有意只提名而不提姓。主管处长摇了摇头，说：“王书记刚来，有些政策他可能不了解。”他当即拿出一支笔，一边解释一边计算。国家对行政单位用地是有严格规定的，按在编人数的人均面积计算。他这一算，算出来的数字恰恰是100亩左右。也就是说，当初在黄土岭征的那块地，正是按照这种方法算出来的。 　　覃晓光立即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魏文彬。魏文彬说，如果是这样，我还征这个地干什么？你们赶快研究一个方案出来，看能不能有办法突破这一点。覃晓光将征地小组召集在一起，开了好几次会研究，都没想到更好的办法。魏文彬急了，亲自主持会议，详细了解情况，然后说：“他们说的100亩地是指建办公区，我现在要建的不是办公区，而是影视拍摄基地。中央电视台就有两处拍摄基地，一处在北京市郊，有上千亩，另一处在无锡。如果按照那个人均多少平方米，他们怎么可能征得那么多地？不行的话，你们可以去考察一下。” 　　覃晓光带队去作了一番考察，得知他们征下的不是办公用地，而是影视拍摄中心。概念这么一变，就不受行政用地限制了。瓶颈突破了，第一次征地，便征下了697亩，每亩地价是6.4万元，总地价4500万，预缴800万，刚好和黄土岭那块地形成了置换。广电厅将那块地退还，拿回预缴款，办妥了这块地的相关手续。这一倒腾，等于用同样的钱多征了600亩地。 　　就在魏文彬狂飙直进的时候，一些对广电事业有着极为深厚感情并十分关注现状的老同志开始坐立不安。他们算了一笔账，省委确定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建设方案根本行不通。目前建筑材料飞涨，将700亩地建起来，大概需要三到五个亿。三个三分之一，即省财政至少得1.5亿，银行贷款1.5亿，广电厅自筹1.5亿。省里的钱，不可能一次到位，广电厅正在搞上星工程，需要3000多万，这笔钱厅里拿不出，除了找电视台以及电台要之外，还需要借款。已经背了一笔债了，现在有什么能力去自筹1.5亿？而贷款的1.5亿，也需要广电来还，3个亿的债务，以广电目前的创收能力，还利息都不够。这不是瞎折腾吗？

如果说，仅仅只是老干部以及部分职工反对，魏文彬的压力还不会如此之大。 　　更糟糕的是，电视台反对魏文彬的声音最强。 　　从1983年当新闻部主任到1993年当厅长，魏文彬在电视台干了10年，这里应该是他基本的支持力量才对，现在怎么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其实，这些反对的声音，大部分出于对他   的爱和关心，他们也都认为魏文彬肯定搞不成，一旦成了胡子工程，魏文彬的政治生命肯定完结，那既是湖南广电的巨大损失，也是他们心中最深的痛。 　　如果说忠心，潘礼平是对魏文彬忠心者之一。他评价自己是歪瓜劣枣，如果没有魏文彬，自己只可能成为一棵歪脖子树，肯定成不了正果。现在，很多人都说魏文彬是在瞎搞，不仅不可能建成广电中心，而且会将广电事业引向毁灭。潘礼平说：“我当时多少也认同这句话，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他捏了一把汗。”潘礼平的这种心理，代表了很大一批钦佩魏文彬信任魏文彬者的心声。 　　这些人没有料到，省里的主要领导是支持魏文彬的。 　　有人说，省委之所以支持魏文彬，是被魏文彬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动了心。湖南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工业不怎么发达，改革开放多年，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方面，湖南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80年代初，文学湘军的崛起，为湖南培育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人才，带动了湖南的出版业以及其他相关文化事业。魏文彬正是这批精英人才中的一员，他报告省委，湖南应该调整政策，以文化立省。省委的主要领导被魏文彬描绘的这幅蓝图打动了，所以坚定地支持他。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已经无从考证，但十几年来，湖南省委对魏文彬的支持坚定不移，却是事实，湖南走文化立省之路，目标也是越来越明确。

我们所扮演的不仅仅是内容“制造商”的角色，而是更应该充当整个产业的“整合者”。你不去谋划整合人家，人家就会来整合你。毕竟中国广播影视产业的洋面上容纳不下这么多的“航空母舰”，只有我们成为了“超级航母”，才能肆意跑马圈地，做大做强。 　　——魏文彬语    　　客观地说，反对魏文彬的人，并非个个都怀有私心，包括很多退休领导，当初都是积极支持魏文彬主持工作的。只是魏文彬所要做的事，令他们无法理解和想像。 　　在巨大的压力下，魏文彬不仅要建广电中心，而且，他还要征地。在那块行政划拨地的旁边，他划定了1005亩山地，商业用地，价格也和当地谈好了，每亩4.5万元，又一个4500万，两块地全部征下来，总地价接近一个亿。 　　这个消息传出，那些反对魏文彬的人真是傻了眼。700亩已经是非能力所能及了，他竟然要征1700亩？这个魏文彬是不是疯了？那些既爱着湖南广电也爱着魏文彬的老领导们，既无法说服省委，也无法说服魏文彬，只有望天兴叹，暗暗祈祷上天恩顾湖南广电，给湖南一次机会，别让魏文彬折腾垮了。 　　魏文彬手里的余钱剩米，仅仅只有区区几百万，已经欠了一大屁股债，现在竟然要开发一片1703亩的产业区，在建筑材料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总投资可能要三四十亿，他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 　　他说：“这里面有一点点商业知识。当时，整个广电厅，谁都没有闹明白。我们本来就没有钱，并且已经征了700亩地，对于一个行政机关来说，这么大的地，已经足够了。全国那么多个省，哪个省的广电机关有这么多地？两三百亩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为什么敢征两千亩地？因为我有一点点资本运作的知识。” 　　第一次的700亩地征下来后，他们便找到长沙市有关部门，希望他们就这一片区域做一个规划。长沙市虽然规划了星沙开发区，这是一个国家级开发区，但离马兰山的距离还远，也规划了将319国道浏阳河大桥头到黄花机场段拓宽拉直，但整个马兰山这一片，却没有相应的规划。魏文彬因此提出一个目标：征地小组要争取长沙市对此进行规划。 　　征地小组实际是覃晓光在负责，一时间，他还没有跟上魏文彬的思路。在他看来，省厅和长沙市是两条线，长沙市不可能听省里的，这个公关工作太难做。魏文彬对他说，如果这一片已经规划，我们要改，这个工作就难做了。我们如果提出一个规划案，他们又能够接受，我们帮他们做了工作，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关键是我们的方案，是否符合长沙市未来发展的整体大局，还有，这个方案，最好是短期内不动工的。否则，它一动工，这一片的地价涨上来了，那就害了我们自己。 　　覃晓光豁然开朗，他立即咨询了很多专家，最后弄出一个方案：将现在的广电厅红线至浏阳河一段规划成水上公园。他们所提的理由也非常充分，长沙市不是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吗？都市国际化的标准之一，就是绿化，长沙市的现状是水越来越少了，如果建这样一个水上公园，便有利于改善长沙市的水资源环境以及绿化环境。 　　他们拿着这个提议找长沙市有关领导，同时也找省有关领导。各位领导均对这一方案予以首肯，广电厅又拨出专款，聘请规划设计院，将这一方案具体化。他们的计划成功了，这一方案获得了长沙市人大的通过。水上公园一旦建成，对提升广电地块的整体环境有百利无一害。但是，这个水上公园毕竟投资很大，尤其不是长沙市自己规划并且没有迫切性，所以，一直不曾列入议事日程。魏文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水上公园不建，这一地块的价格就不可能涨得太快。人大立项之后，别人想打这块地的主意也不可能。其后的十几年间，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谁都想把这块地改作别的用途，可又无法改变人大的立案，只好作罢。 　　直到2004年，广电的发展带热了这一地区，金鹰城成了长沙的文化地标，而整个长沙市的建设，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水面少以及绿化少的矛盾更加尖锐地突显出来，水上公园的建设，可说水到渠成。市里因此拨出专款，启动了这一项目。 　　可以设想，这个项目如果提早5年的话，广电金鹰城的总体建设，可能要增加至少5个亿以上。若没有这个水上公园项目，这一片可能早便开始了房地产建设，周围说不定高楼林立，地价或许涨得更高，金鹰城的建设成本，可能增加10个亿。这一着棋妙就妙在锁定了远景，同时又早已经料到长沙市不会着手这件事。 　　争取这个立项的同时，魏文彬加紧了那1005亩地的征地工作。 　　覃晓光回忆说：“老魏办事，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把事情做到位。当时我们征地的时候，要五六十个部门盖章。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光是这些章子盖好，就需要半年多时间。” 　　魏文彬当时没有这个时间，水上公园的立项一旦通过，这一块的地价都要上涨，无论如何，他都要抢在此之前。他拉着省领导去找长沙市的主要负责人，当面敲定，在马兰山召开现场办公会。长沙市的几位主要领导亲自参加这次会议，而且，他们下发了一个通知，明确规定，凡是接到通知的单位，必须一把手带着公章参加，任何人不准请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