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衡人生回顾：讲义被郭沫若抄袭，申诉反挨批斗(图)

　　邹衡主要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　　因为崇拜郭沫若，由法律转学考古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里兄弟姐妹有九个，我最小。1946年我高中毕业，1947年沿着长江考了三次大学，首先是在武汉，接着到南京，然后又到上海考，在上海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我住宿、上学都在宣武门一座两三层高的房子里，到二年级的时候才去了红楼。开始的时候我上的是法律系，因为这个系费用由政府全包，不用自己花钱。我觉得专业课及格很容易，所以经常听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课。胡适虽然是校长，但他开了很多课，胡适讲课脑子很清楚，很幽默，学问也好，基本不看讲稿，学生对他都很崇拜。我听过他的三门课：历史、哲学、与历史有关系的地理（讲的《水经注》）。地理课没讲完，胡适就离开北平了，1949年1月的时候，北平解放了。<CENTER><IMG src=http://www.dongren.cn/bbs/[/img]</CENTER>这位面露儿童般天真表情的老人，曾被媒体称为中国“夏商周考古第一人”。本报记者张弘摄　　1949年下半年，我对法律越来越没有兴趣，因为很崇拜郭沫若，就转到了历史系。毕业后，我又读了三年考古专业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老师有郭宝钧、裴文中、夏鼐、向达等人，我的指导老师郭宝钧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之一。当时，搞考古的，全国只有十多个人，北大的研究生只有7个人，其中有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朱光召。　　研究生期间，我在郑州做了两年多商代遗址发掘研究，此外，还在洛阳待了半年多时间，挖了很多墓。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目标也更清楚了，我做研究生是带着问题去的。之前，我已经确定要解决郭沫若在历史学上没有解决的三大问题，为它奋斗一辈子也在所不惜。郭沫若走的路子是通过文献来研究，但这个方法无法解决，我就想走另外一条道路———考古学。　　第一大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之前，郭沫若认为是从商朝开始的。而大家习惯性的说法是5000年，这个影响很大。我30多年前提出，商朝的首都在郑州，但很多人都不同意。直到1997年，学术界一百多人在河南开了一个会，才肯定我的观点是对的。根据我的考古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商朝后期开始的，距今近400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最早有一个夏朝，但是，否认的人不仅在国外有很多，在国内学者中也有不少。顾颉刚认为禹是一个虫子，他没有否认夏朝存在，但也没有承认。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没有完全解决。二三十年前我曾提出观点，夏朝确实存在，但很多学者认为我所说的那些夏朝文物其实是商朝的。不过到了1997年后，国内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我当年提出的观点了。　　第三个问题是，郭沫若一直没有看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这样，以前的历史就难以确定。我后来发掘出了周武王以前的大量铜器，但非常遗憾，郭沫若这时已经病危了。　　《中国史稿》事件，“郭沫若”抄了我的讲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兰州做助教，而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向都比我好，所以我很有情绪。1956年年底，北大把我调回了历史系考古专业，我在这里一直待到现在。回来以后，北大很重视我，因为当时搞考古的人特别少。可惜好景不长，运动开始了，我带学生去考古，工作刚做完，学生就说，我们要批判，就开始批我这个白专典型。“文革”期间，我还被打为“漏网右派”。　　1961、196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概在那两年，郭沫若出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史稿》。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他亲自写的，而是中国科学院集合了十几个人写的。我当时在给学生上课，就给他们开了一些参考书，其中就有《中国史稿》。结果有两个学生就对我说：“邹先生，别的书可以参考，但《中国史稿》就不必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学者的著作肯定没有问题，就问他们原因。学生就说，这本书我们看了，有很多与你发的讲义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讲义。我完全不相信学生的话，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绝不会抄我的讲义，就把这本书与我的讲义对照一看，我越看越吃惊，有一二十万字与我的讲义完全一样。　　我当即向总支书记汇报，他又向副校长兼系主任翦伯赞汇报。翦伯赞当时十分生气，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凭自己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郭沫若，他还嘱咐我们不要将此事闹大，然后向校长陆平汇报。三天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国科学院十多个人开车来到翦伯赞家，向他表示道歉，并保证再版时该书一定会全部重写。　正在这时，“三家村”事件出来了，翦伯赞也受到批判。结果，在“文革”中历史系有四十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我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给我罗列的罪名是“给翦伯赞提供材料”。我当时就想，这回活不了了，恐怕要被枪毙。那时我只有三十多岁，刚检查出来有心脏病。在“文革”中，又被他们说成“个人主义”：你为什么要对翦伯赞说你的讲义被抄？无非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嘛，抄了就抄了，有什么了不起？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太厉害了。　　就这样，一直批了我10年。　　发掘燕国都城遗址，被骂骗子　　1969年，北大、清华有七八千人到江西去劳动，负责人是一个军长，他让我管连队的鸡鸭鹅，管的鸭子有两千多只，鸡四五百只，鹅三四十只。　　我这个小组长底下有两个同伴：一个是北大的“大黑帮”校长陆平，还有一个是北大当时的党委第二书记。由于大家都不会养，鸡鸭鹅都死得差不多了，就我负责的死得最少，那个军长就对我非常信任，他对我说：“你改造得差不多了，可以回北京了。”　　1972年回校后，我在业务上成了考古第一人，当然，在政治上还是不行。我一回来，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考古。当时北京市有一个指示，从北京到石家庄的公路两旁要一平如镜，不平的要用推土机推平。在我们挖掘的琉璃河就来了好多推土机，我一看就慌了，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工宣队队长汇报。他一听遗址可能被破坏，就与国务院联系。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二十多个人来到现场，一个首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考古工作就没法做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他就问我要保护多大一块，我画了一片面积，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就听你的，中国这么大，保存这样一小块地算什么？”接着下令所有的推土机开走。　　随后，我们就开始挖掘了一部分遗址，面积大概有5000平方米，当时已经挖出了一些文物，我认为这里可能是燕国首都。一个多月之后，运动又来了，关于我的大字报铺天而来，说我在琉璃河欺骗中央首长，说我根本不懂得考古。结果，琉璃河的挖掘工作也换成了科学院的人，他们挖了好久，说什么东西也没有挖出来，公开骂我骗他们。可是又过了一段，他们挖出了一个墓，里面有很重要的文物，上面的铭文可以证实我的想法，这里就是燕国首都。　　他们就不骂我了，北大也不说我欺骗中央首长了，大家又开始佩服我这个被斗争的对象。因为在这个遗址被发掘出来以前，北大著名历史学家侯仁之认为，燕国的首都是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　　1958年到1960年，我去过那里很多次，但没有找到任何古物可以证明。　　挖了15年，证明晋国都城遗址　　1979年，我带着学生来到了山西。根据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晋国首都在山西太原，现在，太原还有晋祠。明朝末年的学者顾炎武认为不在太原，在山西南部，与太原相隔八百多里。但是，学术界并没有完全同意。　　来山西之前，我已经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卡片。但是，在顾炎武所说的那个地方，我们没有找到遗址，就把眼光扩大到整个临汾地区。最终，我确定在翼城县和曲沃县。翼城县有一个村庄叫做天马村，曲沃有一个地方叫做曲村，这两个地方处在两县交界处。我通过研究文献，认为晋国首都就是这里。从1979年到1994年，我一直在那里挖，有一年春节，我就是在那里过的，直到90年代才挖出文物，证明那里就是晋国首都。 从1989年开始，当地的农民开始大规模盗墓。他们原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遗址、古墓，是我们让他们“如梦初醒”。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晚上盗，后来就是白天盗，男女老少几千人在那里挖掘。香港的文物贩子驻扎在那里高价收文物，这些被盗出来的文物大部分被走私到香港，使香港的文物价格大幅度降低。很多农民没过多久就新盖起了新瓦房甚至是楼房，比我们的工作站还漂亮。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是“扶贫”去了。　　口述/邹衡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记者手记　　邹衡先生告诉我，平常在家里他就是在读书、写作中度过的，除了看看凤凰卫视，基本不读报纸。　　他认为，“现在的报纸没什么看头。”在长达5小时的交谈中，邹衡先生精神一直很好。在谈到自己经历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时，不时开怀大笑，显示出儿童般的天真。　　中国考古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与他这样的开拓者有着很深的关系。　　他告诉我，全国从事专业考古的学者已经有一万多人，而他那个时候只有十几个人。说到他的学生遍布全国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对于当今的学术界，他深有感触：“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么多学术大师，现在越来越少，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受到国外学者的轻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没有创造性的东西。”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比前辈学者差多了，或许这是事实而不全是老人的自谦。中国的历史让考古学者有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前景，他们的研究成果应当转化为今人的智慧———否则，就是不思进取。<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