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状况

作者：汪仲翰来源：三只眼看看历史·南方古代民族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西南夷社会发展状况，因史料匮乏不得而详，只能从当时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来作为佐证。蜀身毒道的开通是经过西南地区的，是在这个地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的。这是因为西南各部落要求与邻境进行生产品的交换，相互往返频繁，最终开辟了商业道路。交通线的开辟，说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西南夷社会状况较为具体可信的记载始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数十百个族部的社会发展极为复杂，极不平衡，情况各异，正如《后汉书》所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西南夷中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满、闽濮）、滇越、掸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族部；嶲、昆明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部。　　夜郎社会：夜郎区域广大，境内的民族为僚、濮，各族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卧侯等部分。远在战国时楚经巴而夜郎至滇之间就有着商业上的交往，“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庄?即循楚贾人入滇之道而来。商业交往到汉初有了发展，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可见夜郎与蜀和南越两地紧密的商业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贾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内地所需人力一奴隶，乃以铁器交易夜郎，“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铁器的输入，对夜郎社会生产发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汉初夜郎就是一个“耕田，有邑聚”的族部，当时耕作是“畲山为田”的刀耕火种方式。　　夜郎、句町、漏卧等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约在公元前2世纪夜郎酋长已是世袭，“夜郎侯……使其子为令”。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汉孰与我大”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长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兵力，可以对周围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权力。因此，西汉建牂牁郡以后封之为夜郎王，并作为大长，令联络周围族部建置行政组织。夜郎及其周围较强的且兰君、句町王、漏卧侯、同并侯等内部的奴隶生产也在发展，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掠夺人口、财物的兼并战争。且兰君“旁国虏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频繁地进行劫掠战争表明族部均企图进一步发展其奴隶制，要求从邻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夺人口（奴隶）、财物，增加其奴隶生产，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但独立发展的奴隶制的企图受到了汉王朝的限制。汉王朝先是派官吏进行调解，兴等不从命，最后汉王朝出兵镇压了夜郎王兴等，遏制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以上族部中的发展。　　除上述夜郎等几个较强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诸部在公元4世纪以前均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外部势力尚未进入，他们是闭关自守、极力保注自己而与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会：滇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称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最高又最受汉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正因为滇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才引起汉王朝的重视。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它的商业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奴隶生产关系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处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约在公元前4世纪，滇就与内地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庄?入滇即循商业交通线而来。公元前3世纪，“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是由僰道（今宜宾市）经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业通道。尽管在公元前3世纪末汉王朝曾关闭这一道路，但民间的贸易交往仍然不断，“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今晋宁出土的贮贝器上饰有热闹的交易场面。使用的货币有“贝”和部分汉代铢钱。正是商业上的频频交往，促使滇僰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农业是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如锄、斧、镰刀等，解放后在晋宁、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许多此类工具。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证明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滇池地区已处于青铜器高度发展并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出土文物有生产工具700余件，其中大都是青铜器，铁器只有90余件。由于铜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开垦了大片的农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见滇僰的水田农业已经很发达。　　滇僰的畜牧业也很发达，饲养的牲畜有牛、马、猪、羊等，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许多奴隶放牧的图像，牲畜的数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汉王朝建益州郡时一次就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公元前86年（汉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头等部落的反抗后，“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数以万计的“畜产”之富，足可与内地相比了。　　手工业生产已有发展，分工很细，出现了金属、玉石、皮革、纺织等专门手工艺生产。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很高，可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乐器。有的青铜器表面是经过镀锡、错金、鎏金处理，有的还以玉石镶嵌，堪称艺术品中的瑰宝。滇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奴隶制生产关系已迅速发展起来，而发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带。汉王朝在开发西南夷时对滇王加封滇王印，说明滇池地区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汉王朝在滇池地区置郡后，不仅没有消灭滇池地区的奴隶制，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汉中期以降滇池地区滇僰的奴隶制的发展更为迅速。解放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证明。　　滇僰奴隶制中的奴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战争中捕捉俘虏的场面。在另外出土的青铜矛头的两侧也铸造有两个双手反缚的俘虏的图像，有的贮贝器上还有战争的场面。反映出滇僰奴隶主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俘虏为奴隶，奴隶被大量用于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个贮贝器上，饰有许多人排成行，替奴隶主把收获的粮食倒入粮仓中，同样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刻画有身着奴隶服的人手执鞭子赶着牛羊的图像。又一个贮贝器的盖子上饰有纺织手工工场中奴隶生产的场面：6个奴隶坐在地上低头织布，1个女奴隶主坐在中间监视，女奴隶主背后站着1个手拿长棍的人正听奴隶主的命令惩罚生产不力的奴隶，奴隶主的右边还站着3个人正在验收织好的布匹，可见奴隶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　　从史料的记载和各地考古资料说明，滇僰的奴隶社会内部出现了3个阶级：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在许多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奴隶主贵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指挥掠夺战争或主持祭祀，并监督奴隶生产，生活“豪奢。”平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必须向奴隶主贡纳，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贡纳的图像。奴隶的地位极低，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各种生产，和牛马一样可以随意虐待、买卖和屠杀。出土图画文字铜片上刻绘着奴隶身戴枷锁与牛马等并列在一起，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有杀害奴隶来祭祀鬼神的场面。　　公元1世纪以后，滇僰的奴隶制由于受到中原汉族移民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更由于滇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特别是铁工具替代了青铜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姣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和奴隶、村社平民的矛盾尖锐了，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公元118年（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滇僰族中的奴隶主势力便迅速衰落，到公元2世纪至4世纪时，滇僰中的奴隶主便被后起的“大姓”、“夷帅”封建领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社会：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邛笮、笮都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邛、笮近蜀，道亦易通，因此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尽管秦所设的郡县已无考，但说明邛、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到公元前3世纪末，“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可见邛都是定居农耕部落，笮都是半农半牧的部落。邛、笮处于蜀身毒道的灵关道（清溪道）的重要位置，蜀商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已活跃于邛、笮，汉初受到禁止，但已蜀商人，不顾汉朝的禁令，仍潜至邛都、笮都地区，“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说明邛、笮各部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是频繁的。邛、笮各部地区的铜、铁、盐矿很早就得以开采。《华阳国志·蜀志》云：“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喜德两县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续汉志》说台登县出铁，《元和郡县志》卷三二说：“铁石山在（台登）县东三十五里，山有砮石，火烧成铁，极刚利。”铁石山即今沪沽东的矿头山，历来有铁厂，此铁矿在汉晋时已开采。《华阳国志·蜀志》又云，“邛都县（今西昌市）……南山出铜。”南山即今西昌市南螺髻山，1976年曾在此山发现铜器窖藏，内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等，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1世纪前即行开采。《华阳国志·蜀志》还云，“定笮县（今盐源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此为邛、笮各部最早的取卤煮盐之法，定笮之盐以后发展成四川的产盐区，以至将定笮更名为盐源。　　邛都、笮都各部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已经有不少剩余产品和奴隶人口，财物占有不均，开始分化出贵族。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和奴隶人口，互相间发动了掠夺财物和人口的战争，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到公元前1世纪末，邛都、笮都各部落奴隶制有了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拥有实权的大奴隶主一豪帅和夷帅。史载“邛之初有七部”，即七个大奴隶主集团，豪帅“放纵，难得制御”。每个豪帅均有“部曲”（奴隶主武装），《后汉书·百官志一》载越嶲郡夷帅长贵曾任军侯；“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长贵是邛都各族中最大的奴隶主。后来长贵为了发展其奴隶制，于公元24年（汉更始二年）曾“率种人”反抗王莽的统治，杀越嶲太守枚根，自立为“邛毂王”，领太守事，公元39年（东汉建武十四年）授长贵越嶲太守印缓，统治邛都地区达20余年，反映了邛都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集团势力的强大。公元3世纪时，邛都的奴隶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奴隶主们为了掳掠和贩卖更多的奴隶，战争更加频繁。史载成都禽信在越嶲做县吏时“为夷所得，转卖历十一种”，禽信被掳为奴隶十年，辗转出卖到11个奴隶主家为奴隶，其子禽坚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将其父寻找赎回。诸葛亮《南征表》云，亮在打败越嶲地方的统帅高定元（一作高定）后，高定元“乃更杀人为盟”，“欲求死战”。杀人祭祀的风俗，更是奴隶制盛行的反映。　　嶲、昆明社会：嶲、昆明部落由于分布“地方可数千里”，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发展缓慢，《史记》云，“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还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政治上没有形成对周围部落有约束力的大部落，因此《史记》载西南夷各民族唯独嶲、昆明无核心组织，可见嶲、昆明各部尚处于分散而互不统属，“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又互相补充”的状态。但对外来势力却共同采取抗拒的行动，公元前2世纪末，曾阻止汉朝寻求蜀身毒道的使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力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因此，汉朝曾一时将嶲、昆明各部作为继续开发西南夷的进攻对象，并曾在首都长安作“昆明池”，“习水战”以对付昆明部，数年后汉用数万大军始将嶲、昆明各部征服而置于益州郡的统治之下。但是嶲、昆明各部中也有发展较快的，有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了，这才使汉王朝能在嶲、昆明各部地区设郡县，派官吏驻守和移民屯田，而且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君长”，公元前2世纪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就已分化出贵族，因此公元76年（东汉建初元年）哀牢夷各部反抗东汉王朝统治时，东汉王朝征集各郡兵镇压哀牢夷的反抗，其中邪龙县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肃宗（刘炟）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邵兵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卤承可对“种人”发号施令，并被东汉王朝封为“破虏傍邑侯。”说明西汉以降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已有了君长，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分化，商业也有所发展，对外的商业交往也已开始，在秦汉开拓西南夷以前蜀商就已经过昆明夷地区，把蜀布、邛竹杖等商品运往身毒国，当然昆明夷也和蜀商进行交换。反映出昆明夷的先进部分已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了。　　哀牢社会：哀牢地为古永昌郡。哀牢之地极广，《华阳国志》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哀牢各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均较高。《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于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反映了哀牢各部的农业已是种五谷蚕桑。手工业尤为发达，能纺织帛叠、兰干细布、桐华布多种，且知染色、刺绣，已知开采冶炼金属和制造装饰品。商业上哀牢处于蜀身毒道的要道上，哀牢各部用多余的桐华布进行交换，蜀商还将哀牢所产的帛叠、桐华布贩运内地和身毒等国，并将身毒等国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装饰品带回哀牢地区。哀牢的中心永昌以后成为“金银宝货之地”，哀牢各部经济之发展可见一斑了。　　鉴于哀牢各部经济的发展，其生产关系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哀牢传》云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传至贤栗共9代，贤栗于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内属，以此推知禁高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中叶，哀牢已出现世袭的“君长。”哀牢酋长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过着豪奢的生活，“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哀牢酋长还不断对外进行战争，贤栗在对汉王朝的鹿部落的战争失败后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说明哀牢经常对周围各部进行战争。即使在内属汉王朝以后，哀牢王类牢仍发动反抗汉王朝的战争。频繁的战争说明哀牢社会已在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进了。　　滇越、掸社会：有关滇越社会文献记载很少，只在《史记·大宛列传》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贵史料的记载，说在昆明之属旁边，“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认为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为滇越”。当然滇越还包括了今德宏地区。但对其社会经济不得而知，不过从滇越名“乘象国”说明滇越已经驯象为人类服务了，与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来用象作战等役象之举是一脉相承的。从“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义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滇越各部肯定与蜀商甚至缅、印商人有商业交往。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汉墓中，曾出土汉五铢钱千余枚，这是蜀商到此的明证，近年来又在德宏地区发掘、出土了琉璃等舶来品，可作滇越与缅、印商业贸易往来的佐证。　　公元1—2世纪时，掸人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均有较快的发展。掸人和滇越有着承继关系，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掸人与四周的国内外各族部的联系很频繁，“掸国南通大秦”，掸人经伊洛瓦底江与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促进了掸人社会的发展，时掸人已建立起第一个政治组织一“掸国。”《后汉书》本纪曾记载了掸人在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120年（东汉永宁元年）、131年（东汉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团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朝贡，并奉献了珍宝和在宫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艺节目。特别是第2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刘祐）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缓、金银、綵缯各有差也”。这是一个拥有乐队和罗马幻人的大使团，使团配备着多种语言的译员，行程万里，可见不是一个涣散的集团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调做了30余年的“掸国王”，内部还有“小君长”、“大君长”之分，知掸人已经跨入了初期阶级社会。　　上述是西南夷中发展较快、势力较强的几个部分，其它各部发展缓慢，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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